桑植名人陈策勋兴衰记
(一)
20世纪上半叶,地处湖南湘西北的桑植县,曾经出过一大批令人瞩目的重要历史人物,譬如贺龙、陈图南、陈牧农、陈有维、廖汉生、贺锦斋、王炳南、陈策勋等等。其中的陈策勋原本是贺龙部下的一个营长,1927年与贺龙决裂后投靠国民党,官职曾任至国民党暂二师少将师长。此人一生经历颇为曲折,功过是非更有多种传闻。从这个人物的起伏兴衰史中,我们更可以发现到许多有关那个时代的种种印痕。
(二)
陈策勋的故居在一条狭长的山峪中,山峪的名称唤作工家峪。其地方位于桑植县城东约25里处。1949年前,此地属桑植达泉乡管辖,如今该乡叫空壳树。工家峪约有10余里长,山峪两头有两座大山,一座是高峰山,海拔有上千米,另一座是四望山,又称扬旗山,是座比高峰山更高的大山。据说站在四望山顶,能望到桑植、慈利、大庸、鹤峰四县属地,所以该山的军事地理位置很重要,陈策勋后来拉了队伍,常要派人到此山驻防。那工家峪的近处则有几座很显眼的山包,山包下,有一条清亮的小溪贯穿山外。有风水先生看了此地风景,曾称工家峪前的山包为火龙山,而与之相对应的对面山洼地则称为虎形地,故而此地被认为是藏龙卧虎之地,必有杰出人物诞生出世。事实上,居住在工家峪的陈姓氏族,历史上也确实出过不少人才。据陈氏族谱记载,陈氏的远祖原是岳飞帐下的将军,那时的祖籍在江西吉安县,后来因奉令平苗戍守边关才举家迁至桑植工家峪居住,距陈策勋一辈算来已历时二十五世,陈氏从昌字辈起,依次排下的辈分是立、名、天、才、广、功、俊。陈策勋属于广字辈。他的五世祖名叫陈昌趾。陈氏族谱上记载,陈昌趾为人很讲德行,譬如有一次为争水事件,他被一冤家打倒在水田里,他的儿孙欲要为他报仇,陈昌趾赶忙劝阻,并且解释说是自己跌倒在水田里而被对方拖起来的,为此反要儿子拿了酒肉去酬谢冤家。还有一次,一个小偷在陈家偷东西被人发觉,陈昌趾赶紧对小偷说:“你快走,以后别偷了。”结果他让小偷踩着肩膀翻上墙头走掉了,没让人抓着,那小偷后来深受感动,从此竞改邪归了正。上述两事说明陈昌趾确实为人厚道而又注重德行,这位祖宗好心有好报,他生下一个儿子,添来5个孙子,这5个孙子有2人考上过武秀才,有3个考上了拔贡。其中有一位拔贡名叫陈名馥中了科举之后,受到过曾国藩的赏识,并要他去当官,陈名馥辞官不做,而终其一生在一处名叫杨峪子的地方办了所学堂,当了一辈子的私塾先生,陈名馥算起来是陈策勋的太祖。他生有一子名叫陈天满。此子在生只活了40多岁便害病死去,陈天禹又生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陈才嵩,即是陈策勋的父亲。陈才嵩小时读过一些书,但没有什么作为,一辈子也只是种田务农为生。陈才嵩虽然为人没什么出息,但与他同辈的陈氏族人弟兄中,却出了陈图南、陈淑南、陈香南、陈少南等“九南”名人,这些人在当时皆为很显赫的人物,所以这些社会家族背景都为陈策勋后来的出人头地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三)
1900年11月25日,在工家峪的一所四合院瓦房里,陈才嵩的媳妇彭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大约是期望此子以后“经世致用”的意思,这男孩生下后被命名为陈广用,他即是陈策勋原有的本名。陈策勋降生之时,陈氏族人已开始发达,陈策勋祖父留下来的四合院房子,在当地就修得比较气派,1929年,当陈策勋指挥民团挖了贺龙祖坟,烧了洪家关的贺龙故居之后,这所院子也曾被红军打土豪时所烧毁过。现在留下的这所四合院则是陈策勋后来重新修建的。1950年土改后,此四合院即被没收划给了其他几家农户居住。如今,这所中间铺着几十块方岩板塔的四会院子,外面看去虽不怎么像样,岩塔很脏乱,房屋到处都已经被虫蛀得百孔千疮,室内烟熏火燎狼藉不堪,但从那四合院内木柱、板壁、房梁等材料的选用和居室结构的讲究来看,依稀仍可辨出这所院子的住户在当年还是比较富有的。不过,陈策勋出生之际,这所院子是他祖辈留下的遗产,其父亲的家业还是比较贫穷的。陈才嵩还经常靠打柴、割牛草和猪草卖维持生计。陈策勋6岁开始入一家私塾读书。教书的先生叫彭名璋,人呼璋三公,陈策勋在他家读了四年书。据说璋三公对陈策勋这名学生比较喜爱,因为他读书用功,又发觉他家里穷,中午不回去吃中饭,璋三公还经常免费让他吃午餐,陈策勋后来对这位先生很尊敬,每次回乡经过先生家门前。隔老远就会下马,到璋三公门前,还要毕恭毕敬上门问候。
1910年,陈策勋来到了桑植县城高小读书,其时他的伯父陈图南在这所学校当教员。陈图南是留日学生,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会。在这位伯父的影响下,陈策勋读完高小后不久,即加入到贺龙部下,当了一名军需。贺龙在早年革命时,曾与陈图南有过莫逆之交。因为陈图南是留学生,他主张的孙中山革命理论一度也为贺龙所信仰。所以贺龙在他的鼓励下还加入过中华革命党。贺龙拉起队伍之后,力量逐渐壮大。从刀劈笆茅溪盐局夺枪,到当营长、团长直至雄踞一方的镇守使,在军职的不断高升中,使跟着他的部下也一路荣升,陈策勋也从军需升任上尉副官、副营长、少校参谋,并被送至云南陆军讲武堂十八期培训读书。1926年毕业后参加北伐,又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军一师机枪营营长。此时他的伯父陈图南则在军部担任了参谋长的要职。如果不受陈图南的影响,如果陈策勋跟着贺龙毫不动摇地干下去,毫无疑问,他的历史也就不会是后来那种结果。
(四)
1927年的南昌,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中心。就在这年的8月1日,贺龙领导的部队打响了革命起义的枪声,从此共产党与国民党壁垒分明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在这场举世震惊的事变中,贺龙作为旧军人毅然归向了共产党领导的阵营,而陈图南此前却力图投向国民党的怀抱,他与贺龙因追随的目标不同不得不导致最终的决裂,结果陈图南被贺龙控制下的武汉市公安局所通缉捉拿并被处决,其时作为陈图南侄子的陈策勋,在这次关系到前途命运的选择中,也站到了伯父陈图南一边,并与柏永厚、刘景星等人一起谋划煽动士兵哗变,事情败露后,他在汉口就带着部分心腹从日本所设的同仁医院溜走了。
陈策勋脱离贺龙部队后,很快便投向国民党的怀抱,并得到了国民党的赏识而让他当上了桑植县民团指挥。与贺龙决裂之后,陈策勋急于获得国民党的信任而对于“剿共”十分卖力。从1928年起,他曾多次为剿灭红军奔波效劳,仅1929年4月~10月的半年内,他就直接向蒋介石发过20次“快邮代电”,1928年红军在双溪桥梨树垭和洪家关的战斗中受损,1929年红军在庄尔坪战斗中失利等,均与陈策勋的指挥追剿有过直接关系。1929年,陈策勋还指挥民团将贺龙在九溪的祖坟挖去,将洪家关的老屋住宅和木桥烧毁,国民党当局对陈策勋的卖力反共比较满意,不久他被任命为陆军新三十一师补充团长,1932年又任命他为桑植县县长,1934年再送他人陆军军官学校军官高级教育班第三期进行学习,毕业后回湘任第二区保安副司令,1938年又出任湘黔护路司令,陈策勋在这段时期表面看来是比较走红的,但实际上他并未得到过国民党的重用,那时的湘西王陈渠珍对他不怎么信任,在他担任护路司令期间,陈渠珍在蒋介石面前告过他的状,为此产生过矛盾,眼看官场争权夺利形势险恶,陈策勋忽然动了退隐之念。1939年初,他即自动卸职回到了故乡空壳树。
(五)
1937年~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已基本达成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协议,两党的武装对立冲突暂告结束。在这种大局出现之后,陈策勋的思想观念就有了较大变化,日本鬼子的入侵,使他深感到办教育的重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家乡着手创办了桑植县初级中学,即桑植一中的前身,并自任校长,1939年,他退出军界回到家乡后,又着手创办了一所生药厂,大量生产治疗刀枪伤的生药支持抗日前线。他办的这所生药厂,聘请了两名得力医师,一个是陈图南的儿子陈广安,原毕业于南京中央医科大学;另一个叫陈兴宜,是一位当地有名的老中医。陈策勋自己也懂一些医术,在依靠两位医师骨干的同时,陈策勋还聘请了20多名制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治疗枪伤和疮毒的“一天膏”,治疗疟疾的“救驾星”,治疗痔疮的“痔疮粉”和强精补脑的“百根冰”药酒等,产品制出后,陈策勋自己出马到处推销,在长沙蔡锷路,他长期租用一个门市部。在武汉中山大道也设有一个销售点,在长沙推销生药时,有一次碰上一个10多岁的男孩来就诊,那男孩长了一头癞子,脑壳上一剃头发就出血。陈策勋用“一天膏”只给他上三次药就好了。陈策勋生产的这些生药因为效果不错,又无偿捐献过大量成药给前线的抗战将土,因而不久即受到广泛的社会赞誉,其时国民党中央卫生部和国民政府的要员们都为他办的药厂题过词。甚至连蒋介石都写了“平战必备,起死回生”的题词相赠。国民政府还为陈策勋颁发过159号陆海空军褒奖状进行表彰。
1943年4月,桑植县达泉乡一位百岁老人王玉梅,也将自己一生的积蓄购买了生药一千袋,用来义捐给前方抗日将士,为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接到战区呈报后,还为这位老寿星赠颁了“疏财卫国”匾额一块(事见桑植文史资料第一辑),陈策勋所办药厂的药品从此销路更畅,连东南亚一带都购销过该厂的药品。
创办药厂使陈策勋不仅赢了利,而且也出了名,不久他还受聘担任了国际医药研究委员会的委员。陈策勋办药厂出了名后,脑子里对参与政抬又有些发热起来,1945年,他开始再度出山担任了国民党桑植县党部书记长要职。1946年,国民党借“还政于民”的幌子,在全国各县普遍推行建立参议会,桑植县县长卢介祺根据上司指示,亦着手在桑植进行选举参议长活动,此时陈策勋与绅士何紫兰进行竞选,俩人明争暗斗互拉选票,结果何紫兰竞选得胜,陈策勋以一票之差落选,为此陈何两派之间结下了冤仇,陈策勋在竞选后当即派人到一中学校搜查,准备抓捕何紫兰的儿子何三畏,谁知何家对此已有戒备,何三畏调动县警察局兵力,反将县党部包围了,陈策勋见势不妙,跑到县长办公室,由卢介棋县长出面调解才幸免于难,三年之后,陈策勋在解放前夕攻占桑植县城,最后派人抓住何三畏,并在撤退之中将何杀死于桑植苦竹坪,报了当年竞选失败之仇,此是后话。
陈策勋既卷入国民党官场的险恶争斗之中,此后的命运就更坎坷多舛且身难由己,欲罢不能了。虽然他的社会关系交往广泛,官运一时亨通,1948年,经过一番活动后,他被任命当上了常澧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又当上了第一独立旅旅长,10月再被任命为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但此时整个国民党的大势已去,陈策勋个人的命运就必然越来越糟了。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一支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桑植,路经双溪桥时和陈策勋部下的陈星如团打了一个遭遇战,陈部损失惨重,陈策勋经此一战后,即把所有部队都撤往了桑植内半县境内。在苦竹坪、龙潭坪、堰垭、淋溪河等地徘徊了两个多月,眼看着全国各地差不多都已被解放,他预感到国民党失败的局势已无可挽回,心里亦想找一条求生的出路。为此他曾三次派人主动与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贺锦章联系。第一次是1949年12月。当时他写信说表示愿意缴械投诚,贺锦章对他的投诚亦表示欢迎,但对他提出的生命安全又说不能做主保证,陈策勋于是又想另找出路。其时他获悉原澧县国大代表陈采夫因对湖南和平解放有功被解放军任命为常德警备司令。陈策勋曾与此人有交往,于是计划将部队拖到常德去投诚,但是其队伍刚到慈利县茅花界、赵家岗一线,就闻知解放军在江垭一带已将张召吾部消灭,此路难通过,他遂将部队又拉回到马合口、刘家寺一带,此时已到1950年元月初了。元月10日,陈策勋将师部驻扎到了空壳树附近的四望山山顶大庙里,当夜他召集副师长张一陶、参谋长黄世一、主任参谋张仕学和少校副官主任兼政工队队长佘忠贞5人会议,会上又商定了投诚问题。同时决定派张一陶作全权代表,第二次去和贺锦章进行联系,张一陶这次去后,得到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答复,可以派人办理具体投诚事务。元月14日,陈策勋部下的陈炳吾警卫营与大庸方向追来的剿匪部队打了一仗,陈炳吾部遭到重创,陈策勋更觉恐慌,他于当日又找黄世一执笔,以他的名义向县长贺锦章和办事处主任何玉良写信,要求宽限日期,以便办理具体投诚事宜,结果此信由佘忠贞带进城,贺锦章与何玉良又答允了陈的要求,并表示对陈策勋的认识转变表示欢迎。佘忠贞按照与陈策勋的约定,于第二天清早返回瑞塔铺准备找陈汇报情况,谁知陈策勋却已离开部队不知去向。原来,陈策勋在心底里对投诚之事还是有顾虑,他大约是担心投诚了也难保证他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临时又变卦决定潜逃溜走,结果,陈策勋投诚未成,佘忠贞等人则率师部直属人员及特务连一部分人员到了县城投诚。以上事实可以参见曾任他的政工队长的佘忠贞写的一篇回忆录,该文对于陈策勋被俘前的一段经历写得比较详细。此文载于《桑植文史资料》第一期。另据陈策勋的儿子陈达德回忆,陈策勋平日还信奉“兰教”,在四望山的庙中,他曾在关公像前抽过签,抽签的内容为“天地鼎沸,大限浑浑,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百日之灾,用生勉之”等等,其中对“百日之灾”的说法陈策勋深信不疑,所以他曾想逃往慈利去找杜心五禳灾。但他潜逃到竹叶坪的橙子界后,却在岳丈家附近躲藏了起来。
过了三个多月,陈策勋的行踪终被解放军的搜山部队探知了出来,据曾参加过当年搜捕行动的彭长炎同志回忆讲述,4月26日,一位姓赵的解放军排长带领14名武装人员将橙子界村包围了,接着部队开始逐户搜查,村子里没有查着,又开始向附近的山林进行搜查,此时一位名叫刘芳才的当地农民,拿了一枝火枪也参加了搜山行动。当刘芳才来到碗厂对面的黄铺坡垭口时,发现了一个新搭的茅草棚,里面铺有稻草,像是有人睡过的样子,这下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再往前翻过一个小坡,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即发现前面不远的大泡叶树下坐着两个人,一个穿毛蓝布棉衣的正是陈策勋,另一位穿青布衣的是他的妻侄陶香臣。刘芳才持火枪逼近后,陈策勋二人一直没有反抗,他反将一块金条、一支金壳手表和一副水晶石的金丝眼镜递给他道:“兄弟,拿去用吧!”刘芳才不理他这一套,就喝令押解着二人回到中坪,从而交给了剿匪部队看押,陈策勋当时为何没有反抗呢?按照常理,他如果稍作抵抗,一个持火枪的农民肯定是难制服他二人的。陈策勋之所以乖乖束手就擒,其实是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纵使反抗打死了这位农民也毫无益处,那样反而只会增添他新的罪行,所以他大约是权衡再三才自愿当了俘虏。陈策勋被捕获后,即迅速被押进桑植县城。5月14日,他和胞弟陈育勋一起被公审后宣判了死刑。
作为国民党少将级的师长,陈策勋与那些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土匪之类还是有所区别的,尽管陈策勋一生有过叛共反共的历史,在“清乡”,“围剿”中也怂恿部下犯过不少血债,但就其本人的文化素养本性而言,还是不能同那些奸淫掳抢残忍之极的土匪相提并论,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也还有过功绩,比如办生药厂捐献药品支援抗战前线,兴办教育创办桑植县一中等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策勋的人生整个来说可算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有几个关键之处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命运,其一是1927年他不该背叛贺龙投入国民党怀抱;其二是1939年他在兴办生药厂后,不该东山再起去玩弄政治进入官场;其三是任暂编二师师长后,没有把握住投诚机会向人民投诚,即使在他穷途末路之后,只要真正主动投了诚,说不定他还能保住一条命。再退一步说,纵然是投诚当时被错杀了,也比他被抓获处决的名声要好,甚至到以后还有被重新落实政策的一天,由此来看,陈策勋一生的最大失误是不识时务,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语亦不失为人生处世之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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